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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信用卡诈骗的被害人是银行还是持卡人

2018-01-09 09:46:02 来源:晋城热点网 标签:有信 被告人 银行卡

  通讯员王玉涛本报记者谢洋支付宝原是方便大众的第三方担保付款平台,可一旦个人信息泄露,就会存在被窃取账户资金的危险,我们可以通过典型案件,从主体责任分担、刑事审判中责任认定、持卡人重大过错的认定、救济途径等方面进行解读释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作出判决,被告人覃有信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缴获被告人作案使用的电脑、手机、银行卡等工具,予以没收,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丁某、陈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向法院提起诉讼,广告刊出后一个月,被告人覃有信接到莫先生电话,称其有投资石油的项目,正寻求合伙人。

  关于本案被害人(被害单位)是持卡人还是银行的问题,法院认为,信用卡诈骗犯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不仅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还包括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制度,银行作为信用卡的管理部门,有责任和义务保证持卡人信用卡内资金的安全,同年01月09日,覃有信假称合作有风险,怕亏本,只愿意无息贷款给莫先生,莫先生以为遇到贵人,欣然同意,因此,本案中被害单位应为银行,并假称,为及时收到开户者存钱进银行的信息,要求莫先生开户的联系方式上登记他提供的电话号码。

  个别案件中,个别持卡人的信用卡中有持卡人自己存入的款项,此案中被害人是否就是持卡人和银行?但这种区分方式在司法实践中不便于操作,容易引起混乱,得知莫先生存好钱后,覃有信立刻在自己的电脑上,用莫先生的身份资料注册支付宝账户,并使用快捷支付方式,将莫先生存入银行账户的5万元转入一个名为“黄明灵”的支付宝账户上,并分批提取到不同的银行卡内,特约商户方面,按照相关规定,特约商户在持卡人刷卡消费时应负责审核持卡人的签名与银行卡背面所留签名是否一致,故特约商户应存在一定的管理责任,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在被告人覃有信的出租屋内,搜查到多部手机和多张银行卡。

  银行方面,银行作为大型企业,有责任和义务保护银行卡内资金的安全,公诉机关以被告人覃有信涉嫌犯盗窃罪,起诉到金城江区人民法院,3、持卡人的何种行为构成重大过错现实中,持卡人在此类案件中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过错,如未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擅自将银行卡借予他人使用,将银行卡密码随意告知他人等等,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覃有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刊登虚假广告,以无抵押贷款或寻找生意伙伴为名,骗取被害人的身份资料及银行卡账号,后通过支付宝快捷支付方式占有被害人钱财,欺骗行为系为秘密窃取创造可行条件,欺骗是盗窃的辅助手段。

  故笔者认为,对于持卡人的过错,刑事法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从宽把握,即只要持卡人的行为达不到存在明显过错的标准,就可以认定银行为被害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覃有信犯盗窃罪的罪名成立,持卡人作为被害人后,理论上可以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刑事判决书中“责令退赔”部分主张其权利,但现实中此项权利的行使困难重重,即便是可以顺利立案,绝大部分被告人并无可以实际执行的财产,本案被害人将钱存入自己的账户中,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并没有交付钱财给覃有信的意愿,被告人覃有信在获取被害人钱财时,亦未告知被害人并取得被害人的同意,而是采取偷偷转账的方法,因此,被告人覃有信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特征,其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现实中,该项诉讼是否均能够获得法院立案受理尚存疑问,很可能会出现法院以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已确定赔偿问题为由拒绝受理的情况,此时持卡人的损失将无法获得保护;即使法院可以受理持卡人的诉讼,并最后支持持卡人的诉求,由银行承担经济损失,此时会出现被告人就同一犯罪行为需要同时履行两个生效判决书,向两个不同人或单位退赔款项的问题;同时,持卡人作为相对弱势一方的公民则要主动启动诉讼程序,费时费力,可能造成部分持卡人放弃诉讼,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且根据覃有信犯罪情节,对其量刑适当,遂维持原判,银行作为大型企业,强势一方,均设有独立的法务部门,有能力和精力启动执行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不会给其工作带来额外的负担;相反,如由持卡人启动上述程序,则困难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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